信息参考2015年第1期

★《均衡发展，职业教育有着独特内涵》

★《教育部：推进校企合作 开创职教科学发展新局面》

★《高校社团：学生走入社会前的“实验室”》

《均衡发展，职业教育有着独特内涵》

“不管是中职还是高职目前都还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社会美誉度不够高，这时候我们怎么办？”

“就业率高，就能说明我们学生的质量高吗？”

11月20～22日，广东南海，来自全国100多所高职院校的180多名院校领导和宣传部长共聚一堂，在2013全国职业院校宣传部长联席会议年会上掀起一场头脑风暴。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高职教育如何抓住契机，以改革谋求更大的发展，成为本届年会最受人关注的议题。年会上，一些高职教育改革推动者的发言引人思考。

生源多元化——学生质量与企业人才需求不匹配 新问题带来教学新挑战

近年来，高考生源数逐年下降，高职院校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袁洪志对此深有感触。从2008年开始，江苏省生源急剧下降，近两年来，出现很多民办院校招不满、甚至公办院校只能招到50%省控线上学生的情况。无奈之下，有的学校只能拿出大量的名额进行注册招生，只要学生愿意来就可以入学。

在袁洪志看来，生源多样化是高职院校面临的很现实问题。除了普通高考招来的学生，目前学校里有大量学生是通过单独考试、对口单招进来的，加上企业青年、复转军人构成了复杂的学生结构。

另一件出乎袁洪志意料的事是本科生“回炉”高职真的在身边发生了。今年，他所在的学校就来了名“985”院校的本科毕业生，为继承家族产业学习矿井建设专业。“生源来源不同，学生基础不同，学生的就业、创业和升学等发展需求不同，这些学生如果混在一起，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去教，就会使一些学生‘吃不饱’，一些学生‘吃不了’，大一统的教学方式使好学生‘差’学生都不满意，教师教学无所适从。”袁洪志说。

除了作为办学入口的生源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作为办学出口的就业问题也对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尽管在史上最难就业年出现高职学生就业率仅次于“985”院校、高于“211”院校的喜人局面。但就业率高，就能说明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高吗？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单强特意邀请企业的人事经理到学校当面进行反馈，他们对学校的意见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到你这儿来，招不到合格的学生；招到合格的学生后，工作不安心，跳槽率高；如果没跳槽，工作三五年后缺乏发展后劲。

而毕业生的看法有些针锋相对：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岗位；找到岗位后，对岗位满意度低，没什么技术含量，整天在那打杂；如果这个岗位还不错，可三五年后就到天花板了，没有发展空间。

“双方讲的好像是同一个问题，即我们学生的质量与企业对人才的要求不十分匹配，其中更深层的问题是，我们的人才培养方式不能满足学生职业的可持续发展。”单强说，从学生职业发展的角度考虑，学生一般第一年到第三年之间，在企业做操作工，有3～5年职场经验后，可以做技术骨干，5～8年可以做班组长或是工程师，到8～10年可以做经理，这是比较模糊的职业发展路径，在三四个台阶中每个阶段的能力要求是不一样的，学什么，怎么学，用什么方法教都需要重新进行教学设计。

分类培养 分层教学——打破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育人方式

在本次年会上，引发大家共鸣的一个问题是，高职院校往往容易出现一个教育偏向，就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只看到学校上万名学生中95%的学生怎么样了，80%的怎么样了，而没有看到这上万名学生是由里面一个一个人组成的。

不同差异的学生放在一起，老师用同样的办法教，考试也是一样的卷子，最后的结果往往是有些基础差的学生多次补考也通不过，实在没办法了，老师就对这些学生放水，让他们通过考试毕业。“作为学校负责人，我最怕的就是这种放水毕业的学生，通过关系跑到了好的企业，企业就会说你这个学校不行了，该关门了。”袁洪志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袁洪志在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倡导了分类培养、分层教学的改革。他首先对专业群和课程重新进行了规划调整，在学校构建了建筑类、工程机械类等15个专业群。同时，围绕专业群实施多方向的分类培养，学生可通过专业群内学习、跨专业选择、进企业学院、辅修等4种方法选择专业。

专业群平台的搭建，为之后的课程改革奠定了基础。去年，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对全校人才培养方案作了一个大的调整和整合。之前的教学计划有的专业有3000多个学时，有的专业有2000多个学时，因人授课导致差异较大。2012年开始，全校将教学计划控制在2600个学时，统一了公共基础课平台，每个专业群有一个专业基础课程模块，再加上专业方向和专业拓展模块，都是根据学生需求设定的。力求使学生最终走向精细化培养，而不是粗放的大一统的培养。

建立选学课程，实施分层教学也是重要的一环。面对不同基础、不同省份的学生，因为高考分数没法比较，就在入学后统一进行公共基础课的考试，根据测试情况分为三类：分数高的按照项目工程师、技术员的标准开设A类课，大量的学生学习B类课程，还有部分基础比较差的学生学习C类课程。C类课程的课时比A、B类都要多，上课时间和课时不一样，新生进校后，学习方式发生变化，不是自然班，全部是教学班，不同的专业，英语程度差不多就在一个班上学英语，这样老师也好教，学生的学习能力也差不多。

“实践下来，得到的反馈是，老师说比以前好教了，学生对教学内容接受起来也容易了。”袁洪志说。

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 ——教学需要以老师讲 为核心变成以学生学为核心

在学校，单强经过和专家多轮讨论，最后筛选出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三个核心问题：一是自主学习能力不够，在工作中没有积极主动的工作精神；第二是团队协作能力不足；第三是持续改进能力比较薄弱，学生缺乏反思精神。

怎么解决？单强提出的问题吊起了在场所有高职院校负责人的胃口。单强说，他所在的学校做了系列研究和教学实践，重新设计教学模块，以此达到增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单强认为，学生能力需求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学生开始求职时，专业技能最重要，学校就把很多的精力放在专业教学设计上。第二个阶段，作为技术骨干时，不但要求有专业技能，还要有适应能力，这个适应能力是适应新环境、新工艺和新技术的能力，这种技术迁移能力，在高职教学中往往被忽视。

由此，对于学生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和延伸，成为了学院下一步教学改革的出发点。首先在课程改革方面，单强非常支持学校基础课程的改革。如在法律基础课程上，老师把课前10分钟给学生来讲，让学生锻炼表达能力。单强认为，这种训练很有必要，因为有一天学生走上管理岗位时，他在晨会上面向100多名员工讲一天的任务，就可以游刃有余了。

其次是以项目为核心的教学改革。课程内容不再是原来以知识系统性作为选择标准，而是从生产一线带来的工业案例作为标准，由工业案例加学习项目作为整个课程体系的架构。此外，学校的学期时间也发生了变化，不再以一个学期作为教学单元，而是以学段来划分。一个学期会停下来两周，这两周不上课，让所有同学组成不同的项目小组，设计和讨论自己的项目。目前，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每年有1200个小组在运行自己的项目。

单强认为，实训环节只能解决已经成熟的记忆，学生通过反复的训练获得技能的能力。在实训框架下发展不了学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所以，最近两三年，单强除了在学校创办144个各种各样的实训基础实验室外，还为每一个专业开设了一个小型的专业研讨室。在现场实训时，几个有灵感的人聚在一个小房子里想一想，画一画，说不定哪天就可以诞生一个技术项目的改造成果。

在一些敏感的职教改革推动者看来，在线教育对高职的挑战，也将很快显现。单强说，在线教育通过大数据分析每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学习习惯、偏好，可以给每一个人制定学生计划和学习绩效评估。作为高职院校，如何与在线教育竞争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话题，需要高职院校早点变化，做到未雨绸缪。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要转变过去以老师讲为核心，变成以学生学习为核心的教学方式。”单强说，要把面向学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提升作为职业教学改革的方向，那么一定要书记和校长一起参与学校的教学改革，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教育部：推进校企合作 开创职教科学发展新局面》

美国大学最成功、历年辉煌不减的一个真正秘密就是：倾其所能去设计一个完美的本科教育经验。在这个精心设计的经验中，学校不仅要让学生在学术上有所得，而且要让学生在社会、感情生活上满载而归。这样的学生在他们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不论境遇如何，都会对母校无限忠诚。

哥伦比亚大学在曼哈顿250多年的发展，其校务基金有很大一部分是曼哈顿的房地产。所以哥大有“君子不言利”的传统，指的就是哥大从来不愿意向校友募捐。哥大这个“君子不言利”的传统有两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将校务基金押在房地产上，而不是积极地发展校友关系、向广大校友募捐。此外，1968年震动全美的学生骚乱让哥大陷入法律纠纷，同时哥大当时房地产生意做得一塌糊涂。这两件事情夹在一块，让哥大债台高筑。此时哥大已经意识到，再不通过向校友募捐来筹集资金，校务基金将难以为继。但哥大在募捐时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即把眼睛盯在几个非常富有、非常有名的校友身上，却忽略了绝大多数虽然默默无闻、但对母校无限忠诚的广大校友。经费的削减导致学校在校友关系方面投入不足，投入不足导致学校的捐款运作、校友会机制不健全。由于校友关系机制不健全而打击了校友对母校的信心，结果造成了人心涣散，反过来又对今后的募捐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第二个误区是重研究生、轻本科生。在本科教育方面，哥大多年一直对本科生宿舍的建设兴趣不大。因为哥大在曼哈顿，社会生活非常丰富。但是他们忘了一般学生是消费不起的。再者校方对校园里的餐饮和社交设施始终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哥大就成了一所名副其实的“走读大学”。后果是本科生在大学上了四年以后，对校园没有感情。有一个词，我是在研究美国大学时学会的，叫“Sense of Community”。Community这个概念指的是，大学里教授（甚至包括教授的家属）、学生、职员（就是行政管理人员）是一个大家庭。一所学校会花很大力气营造“Sense of Community”，让每个人觉得自己是这个学校的一部分。哥大当时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糟糕。学生在校时对校园没有认同感，毕业之后回想起大学生活也没觉得哥大给过他什么东西：他自己在那里努力了几年所以才有今天。

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是，没有Community的大学忽视了大学生活的心理学基础。学生进哥大时都是十七、十八岁，毕业的时候是二十一、二十二岁。大学这四年是人生当中激情燃烧的岁月，可以说影响人的一生。如果大学在这四年里，只是教他们专业知识，不好好花功夫帮助他们在情感上、思想上健康成长，那学生毕业了，功成名就了，他们回想大学四年，会想到了什么呢？一片空白。所以轻视本科教育的后果就是：第一是校友和母校之间的关系若即若离；第二是从学校今后的发展来说，后果严重。以哥大为例：在80年代到 90年代初，哥大在八个常青藤大学中，录取率最高，达到四分之一；但录取了以后只有40%的学生会接受录取，这在常青藤大学中是最差的。历届学生回馈母校的比例，哥大在常青藤大学中也是倒数第一。

一直到了90年代中期，哥大才意识到，对本科生不重视其实是其发展史上最大的失策。为什么呢？很简单，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心理学基础。在这点上研究生和本科生是有区别的。第一，研究生心思比较多且分散：要考虑找女朋友、结婚、成家、经济问题、今后的工作，要照顾父母亲……这些是他们都经历过或将要经历的事情。再者，他们最大的一个区别是研究生读书的目的非常明确，但是本科生不清楚。本科生需要在大学期间探索并形成自己的人生观；研究生是一个非常讲究使用的群体，不太关心学校生活，而是更多地关心自己的学业。多少年以后功成名就了，他们首先想到的还是上本科的学校。所以，我总结了一下：美国大学其实最成功、历年辉煌不减的一个真正秘密就是：倾其所能去设计一个完美的本科教育经验。在这个精心设计的经验中，学校不仅要让学生在学术上有所得，而且要让学生在社会、感情生活上满载而归。这样的学生在他们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不论境遇如何，都会对母校无限忠诚。

因此，哥大在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转变了思路。新上任的校长提出的一个口号便是“本科教育是哥大的核心”。本科学院的院长上任伊始便做了一个中长期的战略规划，把大学的筹资战略、学生的就学经验、情感体验以及未来校友的忠诚这几件事情放到一起去做。至于筹资战略的重点，无论是对学生还是校友，他始终强调一个词：参与。还有一个重要的策略，即他把回馈母校当作一种文化来培养，将回馈母校的教育从新生入学的第一天开始做起。“回馈”的概念不是天生的，而是学校教育出来的。哥大新的本科发展战略是：将学生与学校“亲密接触”的十四年时间作一个规划，就是本科四年学习，毕业后十年工作，这十四年作为一个框架。每年录取完毕，学校的招生办、校友会、本科生院、学生事务办公室等各个部门就一起对录取的学生发起攻势，邀请学生到我们学校来了解本科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校友会在夏天的招待会上送给每一位新生一本《伊利亚德》，因为这是每一位哥大本科生必修核心课程中的第一部作品。新生还没踏进校门，就觉得自己已是哥大的一员了！进到学校以后学生的就学经验在四个社交圈子里形成：与教授和同学的交往形成学术经验，与室友交往形成宿舍经验，参加学生社团形成组织领导经验，与职场中的校友交往得到职业方面的经验和指导。通过一系列社交活动真正地把所谓“哥伦比亚大家庭”的观念灌输给学生，让他们切实体会到大家庭的温暖。

我们应当把眼光放远一点，从现在开始，把“学生就是大学”不仅仅作为一个口号，而是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情来认真对待。我们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校长身上，推到领导身上去。每个学院、每位教授、每位行政部门的主管都应该参与到学校长远发展的规划过程中去，将大学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日常工作的目标。

《高校社团：学生走入社会前的“实验室”》

程星：麦可思学术顾问高等教育管理学博士。现任香港城市大学分管外事的协理副校长。此前在美国多所大学担任高校管理、研究与教学工作20年，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办公室执行主任、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院（哥伦比亚学院和工程学院）助理院长，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兼职教授；其他任职单位包括加州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等。

每个高校都有自己的社团文化；不同高校的社团文化之间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因为社团与文化有很大联系，与社会文化、大学校园文化以及整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生活密切相关，所以中国大学的社团文化、校园文化并非不如国外高校，只是不同而已。

但是，国内社团与国外社团的确各有千秋。大学的社团生活就像实验室、试验场，是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和锻炼各种能力的场所，尤其是领导和管理才能。美国高校社团完全由学生主导；学生在自己组织的社团里各方面的才能都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一点是他们的优点。当然美国的大学社团也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在美国大学的“兄弟会”、“姐妹会”里，会员们在活动中常有酗酒、吸毒等问题发生。这样的社团让每个大学都感到头痛。美国高校的社团有其一定的独立性，学校不轻易干涉，所以在学生能力得到充分发挥的同时也会因为管理不善而产生许多问题。

国内大学的社团则较多由学校主导。学校通过学生会、团委和辅导员等对学生团体从组织到活动等各方面都予以较多的指导以致干预。这样，从学生的能力培养来说就较为欠缺。与国外相比，国内社团因为是学校主导，不会发生太多出格的事情，但有时会限制学生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其实美国大学的社团管理制度还是比较严格的。如果学生想成立社团，需向学校申请，得到审批和认可。只有由学校正式公布承认的社团活动才能得到经费上的支持。其实这笔费用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在美国，学生交给学校的学杂费中，其中一部分是“学生活动费”，这是学校给学生的一个承诺，即费用中绝大部分要用回到学生身上。

美国高校学生事务办公室的辅导员在学生社团活动方面起的作用与国内的学生工作老师是不一样的。他们帮助和支持学生组织的活动，但并不试图加以控制。他们管理学生社团，确保资源分配的公平，同时在帮助学生组织活动时以学校的教育理念为引导。比如学生在组织活动时想提供酒，学校不会支持，因此就不拨给活动经费。老师在此起的是协调作用，而不是硬性管制。

国内的高校社团经常会遇到一种窘境：社团组织活动过程中的活跃分子只是几名社团核心成员。其实国外高校里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曾做过这方面的一些研究，任何一个活动在学校范围内，都有一个“三三三”现象，即有三分之一的人是积极分子，有三分之一的人完全不参与，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持可参加可不参加的中立态度。美国高校不强迫学生去参加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参加人数，活动的组织者必须学会很多营销技巧以保证活动的成功，学生社团对学生活动能力的培养由此可见一斑。就社团活动的教育价值而言，既然这是学校为学生创造的一个“实验室”，我们就必须让学生在这里有机会为未来进入现实社会练兵。例如，美国的大学学生政府（Student Government）每一年都需要选举，为此学生必须学会诸如拉票等一系列与竞选相关的事情。选举是一种程序，学会之后并不复杂。但是如果学生没有接触过这样一个程序，那么真到了社会上需要组织、参加选举，就会出乱子。在大学这个为学生创造的选举实验场所，无论结果如何，也不会有太严重的后果；如果没有操练就让学生到社会上去真枪真刀地干，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总而言之，大学社团的作用在于为学生提供一个实践的场所，锻炼他们未来在社会上的领导才能、管理才能、基本的沟通技巧等各方面的能力，这个才是社团活动的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