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参考2014年第2期

★《李克强：让职业教育为社会源源不断地创造人才红利》

★《国务院:扩大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

★《高职院校跨界文化的培育路径》

★《职教提高层次，国外怎么做？》

《李克强：让职业教育为社会源源不断地创造人才红利》

新华网 北京 2月26日电 记者：李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月2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会议指出，发展职业教育是促进转方式、调结构和民生改善的战略举措。以改革的思路办好职业教育，对提升劳动大军就业创业能力、产业素质和综合国力，意义重大。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换代时期，迫切需要数以亿计的工程师、高级技工和高素质职业人才，这就需要一个更具质量和效率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予以支撑。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不单单是一个教育问题，还是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重要一环，更事关中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装备的市场竞争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职业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将“试行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更是明确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五大任务措施，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办教育，扩大职业院校的办学自主权，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为职业教育汇聚更多资源。

　　如何进一步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会议强调，要牢固确立职业教育在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位置，促进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激发年轻人学习职业技能的积极性；建立学分积累和转换制度，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

　　如何进一步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

　　会议明确，扩大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和调整、人事管理、教师评聘、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大力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三对接”，积极推进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做到学以致用；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鼓励中外合作；积极支持各类办学主体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举办民办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的关键在于坚持就业导向，只有满足社会需求、市场需求、企业需求，发展与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变革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相适应、产教深度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才能为社会输送适合产业发展的高素质人力资源，才能为国家和社会源源不断地创造人才红利。

《国务院:扩大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

2月2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工作，提出创新职业教育模式，建立学分积累和转换制度，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

　　人力资源部研究院劳动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丽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职业教育实施市场化改革，将牵一发动全身，从根本上促进大学生就业问题解决，同时也将促进中国人力资源的加快开发。

　　“这使得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强国’转变，各个教育市场将会产生巨大的变动。” 张丽宾说。

　　截至2012年，全国普通高等院校中，本科1145所，高职专科1297所。2012年普通高等院校中本科毕业生303万，专科毕业生320万。这意味着，目前高职专科与本科，无论是学校数还是学生人数，基本平分天下。

　　但是就业难的问题，却主要集中在本科学历应届毕业生。

　　以中国社科院对2013年应届大学毕业生的调查为例，2013年全国应届毕业高校本科毕业生达699万人，其中重点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为80.5%，普通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为77.7%，两者都大大低于高职专科毕业生91.9%的就业率。

　　然而，尽管高职专科毕业生的就业率较高，但是在社会上却“低人一等”。最简单的例子是，如果一个高职专科的学生，要读重点大学的本科或者研究生，并无报考资格。高职学生上升通道狭窄使得普通居民家庭一般都倾向于子女报考本科院校，尤其是重点本科院校。

　　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重点本科院校招生比例不到10%，但是人人都想上重点本科，即使未来招生比例再扩大，达到15%，仍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2月2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确立职业教育在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位置，促进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激发年轻人学习职业技能的积极性。

　　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国家还将创新职业教育模式，扩大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和调整、人事管理、教师评聘、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建立学分积累和转换制度，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积极推进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

　　“这样很多二本(一般本科院校)就不必要拼命向重点本科院校转型了，可以直接转向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将得到平等发展机会。”熊丙奇说。

　　张丽宾表示，职业院校今后应该可以自己设专业、自己编教材，学校的老师也需要到大型企业接受培训，以便解决目前职业教育与实际社会需求不匹配的问题。政府需要更好地做好引导，促进职业人才的培养，让企业和企业人士愿意到职业高校授课。

《高职院校跨界文化的培育路径》

作者：王明伦 系江苏理工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研究所所长

何谓高职院校跨界文化？

高职院校跨界文化是个富有创新的本土概念。跨界文化的意境体现了创新，是推进校企合作向深度发展的内在力量。跨界文化揭示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内在本质和办学规律，是对高等职业教育属性和品格的高度融合。跨界文化必须从“跨界”说起，有学者把“跨界”概括为两个“融合”：一是跨越了企业和学校的疆域，表现为现代企业和现代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理念的融合；二是跨越了工作和学习的界限，表现为“做中学”与“学中做”的学习路径的融合。由此判断，“跨界”是高等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它的实现路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笔者认为，跨界文化就是把企业文化的核心元素和高职院校文化的核心元素进行有效融合，形成一种跨界的文化生态共同体，或者说是高职院校师生“生活样式”的文化。这种文化生态共同体的核心是合作育人。在对跨界文化含义认识的基础上，进而凝练高职院校跨界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即跨于“融”、基于“爱”、赢于“合”、兴于“和”。“融”是跨界文化的基础，“爱”是跨界文化的目的，“合”是跨界文化的本质，“和”是跨界文化的境界。

概言之，跨界文化需要正能量。正能量的释放需要法律的引领，需要重建新型的校企合作联盟，需要双师型教师能力的提升，需要科研的支撑。

如何培育高职跨界文化

法律法规加以引领。企校合作是高职院校办学的模式特征，也是高职院校跨界文化培育的主要路径。为此，建议尽快出台《职业教育企校合作发展条例》，加快修订《职业教育法》，在两个法律文本中，增加关于跨界文化培育的相关条文。通过法律的手段明确企校合作的法律属性，确立企校合作的合法身份和地位，并将其纳入国家职业教育制度，使高职院校企校合作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使之有益于跨界文化的培育和创新。

重建新型合作联盟。新型的校企合作联盟是创新办学体制机制，增强办学活力的重要选择，旨在进一步加强政府、学校、行业和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构建政校行企四方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和合作发展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在政校行企之间搭建高职院校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跨界文化培育的制度框架，实现互利共赢，促进双方向“和”的方向发展。新型的校企合作联盟是以文化为基石，是培育跨界文化的有效载体，以此寻求学校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共性。

加强教师能力培育。高职院校跨界文化的培育，双师型教师是最重要的智力资源。因此，高职院校必须把双师型教师培养看成是学校发展的重头戏，坚持以教师为本，着力建设高素质、高技能的教师队伍。在我看来，我国高职院校与国外同类院校相比，差距主要不是学生生源，也不是财力和物力的投入，而是双师型教师的教学观念、知识结构、实践能力和技术研发能力。面对这个现实，高职院校要明确教师的人格精神、道德伦理、专业知识、实践技能的目标要求，强调做人教育与做事教育和谐发展，“为人”重于“为学”，“做人”重于“做事”，教学生学会做人，教师首先要德高身正，一身正气，文化育人；教学生掌握技能，教师必须有技能，会操作，能示范。因此，教师在教学、育人、技术研发、技术服务中，要把培育跨界文化作为一种教学责任和使命。

需要科研作为支撑。高职院校跨界文化是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从概念到形成文化共识再到指导发展实践，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其进行系统研究。为此建议，有条件的高职院校成立跨界文化研究所（室），积极吸纳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参与跨界文化的研究，组织跨界文化论坛、校企名家论坛、校企合作创新论坛等，建立跨界文化网络交流平台，不断深化跨界文化的内涵，逐步形成师生认可、企业认同的跨界文化核心价值观，以此引领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向深度发展。

《职教提高层次，国外怎么做？》

作者:：李建中，单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编者按：年初的国务院常务会上通过了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职业教育如何向上延伸，本科以上层次职教该怎么办？”，成为激动着国内职教界的一个重大话题。而在国外，发展本科以上高职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借鉴国外的这些已有做法，对于我国探索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各国和地区在发展职业教育过程中，随着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国民受教育程度提高，职业教育层次不断上升，发展本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新设或院校升格，设立技术学院和科技大学，大力发展高等技术教育，授予相应的技术教育学位，形成与普通高等教育并行发展的格局。目前，我国还只有中职、高职两种层次的职业教育，最高层次还是专科，在“向上”迈进过程中，我们有很多国外先进经验可借鉴。

日本——沿学历体系多重路径向上

日本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是产业驱动和社会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为了适应经济复苏对技术人才的需求，日本产业界向当时的中央教育审议会提出设立高等职业学校的建议。

1962年，日本正式创办高等职业学校，以培养中级技术人员为主要目标。高等职业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实施5年一贯制教育，最初设置的学科专业仅限于“工业”领域，以区别于门类多样的短期大学。课程设置分文化课和专业教育课（工学、技术类），以学习专业知识和技术为主，这是高职与四年制大学最大的不同之处。专业科目随着年级增长逐渐增多，到了高年级甚至达到与大学工学院系相当的水平。从课时量来看，其5年期间的总课时量，远远超过普通高中与短期大学的总和，甚至稍多于大学工科学院专业课的总课时。

到2010年，日本全国共有高等职业学校58所，其中国立学校51所，在校生总数达到59542人，毕业生10126人。日本高等职业学校办学规模不大，高等职业学校四、五年级在校生人数为21774人，仅占全部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的0.6%，但日本高等职业教育具有以下办学特色：

1.学制灵活，设立多种学习路径

高等职业学校的入学要求是初中毕业生，普通高中毕业生可插班编入高职四年级，高职三年级学生可参加四年制普通大学或两年制短期大学的入学考试，也可在毕业后经过考试转学升入大学本科三年级，如长冈、丰桥技术科学大学或国立大学工科学院。

2.为学生打通升学通道，职业教育层次不断提升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高职毕业生可获得“准学士”学位，升入同年在各校开设的相当于本科层次的“专科”继续学习，专科毕业后可获得与四年制大学相同的“学士”学位，拥有继续攻读研究生的教育资格。

1991年以后，升入高职专科以及四年制国立大学（三年级插班）的毕业生呈现稳步增长趋势。据2011年《文部科学统计要览》统计，2008年毕业生人数为10160人，有4306人升入高一级学校，占毕业生总数的42.38%。2010年国立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升学率达到44.5%。

3.毕业生质量好就业率高

据2008年12月日本发布的《关于高等职业学校教育改革的咨询报告》对不同规模企业关于高职毕业生工作表现的满意度调查结果表明，超过70%的企业对高职学校毕业生表示“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反映了用人单位对高职学生的评价较高。与四年制普通大学毕业生相比，高职生在一线工作能力、专业知识掌握与运用能力以及敬业精神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优势。第三方评价机构对高职培养目标、学生服务体系和毕业生质量给予了高度评价。高职毕业生对高职总体教育的满意度高达90%。

英、法、澳——沿职业资格体系向上

开发现代资格框架是目前世界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成为许多国家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和推进终身学习的一个有效途径。

这些国家都建立有比较或相当完备的职业资格证书体系，所以能够沿着职业证书体系向上延伸。英国2008年颁布的以学分制和资格单元化的“资格与学分框架”（QCF）是一个职业资格框架，设有9个资格等级，包含8个资格等级和1个入门水平，主要涵盖职业性资格证书，而普通高等教育机构颁发的学历证书则放置在单独的“高等教育资格框架” （FHEQ）之中，“资格与学分框架”最高等级是八级资格，相当于博士学位教育层次，从而构建了一个从最低级到最高级的完整的职业证书体系，这使得职业教育层次能够沿着职业证书体系向上延伸。

法国目前正在实施的5级“国家资格框架”也是一个职业性资格框架，覆盖各级各类职业性或专业定向资格，最高等级是一级，相当于博士学位层次，对应于“欧洲资格框架”的最高等级第八级，2010年法国资格框架已完成与“欧洲资格框架”的对接。

澳大利亚的资格框架于1995年开始实施，是世界上较早开发资格框架的国家之一。早期的资格框架存在着部门框架分割、资格等级规定不明确、水平描述特征不明显等问题。2008年5月，澳大利亚成立了资格框架委员会，对资格框架进行改革和完善，将部门资格分割、沟通功能不明显的分框架整合成涵盖各级各类教育、体现层级性和弹性路径的统一的总体框架，以顺应现代资格框架世界发展趋势。

澳大利亚资格框架里设置了15种资格类型，每一种资格类型都有资格类型描述，它是以知识、技能以及知识和技能运用三个维度表述的系列学习结果来建构的，描述了一个毕业生在一个资格类型结束点取得的学习结果。15种资格类型包括5种学历证书和10种职业资格证书，形成了从一级证书到毕业生文凭的完整的、覆盖多个学段的职业资格证书体系。

从层次上看，毕业生证书、职业性研究生证书、毕业生文凭和职业性研究生文凭四种证书介于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之间，就是说专科层次以上的职业技术教育证书向上延伸不是纳入学历证书体系，而是在职业资格证书体系之内向上延伸。

印度——沿两种体系并行向上

2009年，印度出台国家技能开发政策，提出到2022年培养5亿技能型人才的战略目标。2012年9月3日，印度发布《国家职业教育资格框架文件》，正式建立“国家职业教育资格框架”。

该框架是一个按照一系列知识和技能等级组织资格的描述性框架。这些等级以学习结果来定义，不管它们是通过正规、非正规还是非正式教育与培训获得的，都可以得到承认。资格由特定学习领域的职业标准组成。

正是这种全国整合的教育和能力本位技能框架在职业教育系统内部以及普通和职业教育之间提供了多重路径，使一个学习等级与另一个高一等级联系起来，使学习者能够从教育、技能系统的任何起点进入到高一级学习。

“国家职业教育资格框架”的关键要素包括：（1）制定国家原则，提供可导致国际等值的职业教育；（2）建立职业教育、普通教育与就业市场间的多重入口和出口；（3）增加在职业教育系统内部的升学机会；（4）促进学生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转换；（5）建立与产业的伙伴关系。

印度职业教育资格框架设立了12个资格等级，10个证书等级及两个先前学习认可等级，资格等级将作为参照点，与职业资格证书等级、工人技术标准/专业技术职务等级以及学历教育的证书、文凭和学位建立起对应关系。

印度职业教育层次的提升是沿着两个证书体系向上延伸的。一个是沿着职业证书体系向上延伸。职业教育资格框架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构建了职业教育证书体系，它由两个等级的先前学习认可证书、两个等级的国家工作准备证书和8个等级的国家能力证书构成，形成与学历证书体系平行和等值的证书体系，五级及以上国家能力证书则分别对应于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在理论上它们可以与这些学位等值，这大大拓展了职业教育层次向上延伸的空间。另一个是沿着学历证书体系向上延伸，印度拟在学历证书体系内设立职业教育学士学位和职业教育研究生学位。

上升通道，要有坚实根基

“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这是年初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对于我国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战略性发声。

中国职业教育曾经有过辉煌岁月，培养了各行各业的各类各级专门技术人才，这些人才曾经是扎根在中国各行业产业企业的主力技术资源和人力资源。他们中间脱颖而出的佼佼者，仍然是经济社会活动中的优秀人物。

而中国职业教育也经历了或者说正在经历着发展中的阵痛——学校名望、办学实力、社会定位、师资生源，都与30年前有着巨大的落差。而中职、高职学校和学生在发展过程中，也都面临着各自的隐忧——没有上升的通道，所谓“断头教育”把人牢牢地限定在市场的中下游。中国职业教育人希望职业教育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与中国经济社会相匹配的同步前进。

因此，一句“打通上升通道”，激发的是中国职业教育界浓浓的热情。

这已经是中国经济社会多年发展后对于与其要求还有差距的社会人才储备的必然要求，更是在全球化时代对技术技能人才的迫切的战略性呼唤。

要上升，必须根基坚实。

我们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根基是什么？数量上，是现在均衡布局于全国各地的中职学校、高职院校，是占了普通高校一半数量的地方院校。而质量上，是这些中职高职院校中的国家级示范校和优势专业，是地方院校中与当地经济社会和企业行业紧密合作的有行业背景和能力的大学，是我们从国家到各省市的职业教育研究智囊。

坚实根基，给真正有根基的院校共同担负中国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重任，这是他们责无旁贷的使命。精选质量上乘的资源，作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先行者、布点者、实验者、探索者，则是我们审慎而现实的方向。